1985年至2000年的十五年间，是河南陶瓷从“恢复”走向“复刻”的关键过渡时期。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名窑恢复工作，主要解决了核心技艺“有没有”的问题——钧瓷铜红釉得以复烧，汝瓷天蓝釉、豆绿釉、月白釉相继突破，唐三彩工艺在洛阳南石山村重获新生。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各名窑的技艺恢复基本完成，新的命题随之浮现：如何在传统基础上实现艺术品质的全面提升?如何让复烧的名瓷不但在技术指标上达标，更在艺术品格上达到或逼近宋代巅峰?这一时期，河南陶瓷艺术创作的核心范式是“以古为宗”——将宋代经典器型和釉色体系作为最高范本，追求“修旧如旧”的极致复刻。

　　一、钧瓷传统复刻的系统化推进

　　钧瓷的艺术复刻，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艺术化发展阶段为起点。这一时期，钧瓷新工艺的成功突破，使钧瓷生产实现了从“十窑九不成”到规模化烧造的技术蜕变。1980年禹县钧瓷一厂研制的“钧瓷新工艺”——在釉料中添加碳化硅以固定还原气氛、采用氧化焰一次性烧成铜红釉——改变了传统钧瓷必须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技术限制，为钧瓷从陈设瓷走向标准化生产创造了可能。1984年，钧瓷产品通过天津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批量试销香港和东南亚，钧瓷开始获得国际关注。

　　20世纪90年代，分属国有、集体性质的钧瓷企业历经改制，一批热爱钧瓷的艺人主动打破铁饭碗，自筹资金建窑建房，钧瓷企业呈现出百家齐放的局面。这一时期，钧瓷艺人们普遍投入精力进行器型的整理和修复，宋元钧官窑的经典器型逐一被复刻重现。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富安领衔的创作团队，在钧瓷一厂复刻了出戟尊、鼓钉洗、海棠式盆等钧官窑器型，为钧瓷器型谱系的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富安于1988年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成为钧瓷界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艺术家。

　　在钧瓷艺术语言的构建上，1991年杨志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钧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志总结出“宁整勿碎，宁简勿繁;型为本，釉为魂”的创作法则，其作品以器型典雅、窑变丰富著称。1999年，苗锡锦主编的《钧瓷志》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我国第一部钧瓷志书、首部钧瓷历史的专业文献，填补了国内五大名瓷志书的空白。这部志书系统记述了钧瓷的历史渊源、工艺特征、窑址分布、人物传承和代表作品，为钧瓷传统复刻和传承体系提供了最基础的文献依据。

　　同一时期的钧瓷名窑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密集创立。1992年，出身钧瓷世家的孔相卿正式创建孔家钧窑有限公司。孔相卿父亲孔铁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钧瓷恢复的老艺人之一，孔相卿12岁便在父亲指导下学习钧瓷模具制作，1978年参加工作后全面承接家传技艺。孔家钧窑创立之初，即确立了以复刻宋代钧官窑器型为先导、以恢复传统釉色为基础的创作路线。1995年，苗峰伟与七八位国有钧瓷厂的技术员共同筹集七万元资金，创办荣昌钧瓷坊(后于2005年更名为“大宋官窑”)，设定了严格的产品选验制度，专门设置了用以砸掉残次品的池子——“钧魂”，将“砸掉残次品只售精品”的原则制度化，其精品复刻路线的艺术理念在创业之初就已印入企业文化之中。

　　二、汝瓷天青釉的全面恢复

　　汝瓷的恢复是整个河南名窑恢复工作中起点最低、难度最大的一项。与钧瓷尚有卢氏家族传承谱系不同，汝瓷的技术恢复几乎是从文献和考古中“重新发明”——既无老艺人可以请教，也无配方可以参照，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在传统复刻阶段的发端时期，孟玉松是恢复汝瓷天青釉的关键主导者。孟玉松自1973年开始从事汝瓷研究和恢复工作，1982年起担任原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厂技术科科长。她带领科研人员先后攻克了多项核心技术：1983年恢复汝瓷天蓝釉，获河南省科技成果奖;1984年研制成功汝瓷豆绿釉，获河南省科技成果奖、河南省科技腾飞奖;1987年恢复汝瓷月白釉，获平顶山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88年，是汝瓷恢复史上最重要的时间节点——孟玉松团队研制恢复汝瓷天青釉，“使失传800多年的北宋汝瓷生产工艺得以全面恢复，使一代名瓷得以重放异彩”。这是八百余年来汝瓷天青釉第一次被成功复烧。

　　几乎在同一时期，朱文立也在天青釉恢复上取得了决定性突破。朱文立1976年以来一直从事汝瓷研究工作，先后研制成功汝窑豆绿釉、天蓝釉、月白釉、葱绿釉。1987年4月，在一次烧制中多件瓷器出现了汝窑的天青色。朱文立后来回忆道：“当那一窑打开，看到天青色的那一刻，我知道八百年的空白被填补了。”朱文立在汝瓷天青釉的配方复原上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尤其是对汝窑“玛瑙入釉”这一历史记载的科学验证和工艺复原。

　　1988年，随着天青釉恢复成功，汝瓷进入全面复刻阶段。中国汝瓷开发公司和中国汝瓷研究所成立，相继建立了尚庄、马窑、陵头、骑岭等17家瓷厂，从业人员达2680人，年产汝瓷1620万件，产值1963万元。这一阶段的汝瓷作品主要集中于复刻宋代汝瓷的经典器型——弦纹樽、三足奁、纸槌瓶、玉壶春瓶等传世汝瓷的典型器型被逐一复刻再现，艺术追求以“器型规整、釉色纯正、开片自然”为标准。

　　三、唐三彩与北宋官瓷的恢复

　　唐三彩和北宋官瓷的恢复是传统复刻阶段另外两条重要脉络。

　　唐三彩的现代恢复始于20世纪50年代。高松茂等南石山民间艺人应邀到洛阳工艺美术社，将家族传承的仿制技艺贡献出来。1971年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后，1972年洛阳唐三彩生产得到恢复，洛阳市美术陶瓷厂(后更名为洛阳美陶三彩工业有限公司)成为唐三彩生产主力。20世纪80年代进入传统复刻阶段后，唐三彩的仿制技术日臻成熟，器型涵盖人物俑、动物俑和生活器具三大类，釉色以黄、绿、白三色为主，兼有褐、蓝等色。1981年洛阳安菩夫妇墓出土的五十件唐三彩为仿制工作提供了最充分的标准器参照。

　　唐三彩复刻阶段最具突破性的工作是高水旺对“釉开片”技艺的系统性恢复。20世纪80年代，高水旺开始系统研究唐三彩的工艺，查阅典籍，自建釉彩实验室，经过上千次测试，终于复原出唐三彩的绚丽色彩。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挖掘恢复了唐三彩釉开片之“蜻蜓翅膀”绝技——这是唐三彩最具标志性的工艺特征之一。1994年，高水旺的仿唐三彩作品被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以“抢救性”专款收购，标志着他的作品在技术指标上已达到与唐代真品媲美的水平。

　　北宋官瓷的恢复是五大名窑中最晚启动但成果卓著的一项。1980年，恢复北宋官窑被列为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开封市工艺美术实验厂承担了这一任务，组建了以何浩庄为组长、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合作的北宋官瓷研究小组。在长达四年的攻关中，何浩庄团队进行了二百六十次胎釉配方实验，于1984年成功研制出仿北宋官瓷。同年6月，中国轻工业部在开封召开了恢复北宋官瓷技术项目鉴定会，邓白、冯先铭等三十多位国内外陶瓷权威参加鉴定论证。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仿制品“釉色如玉，风格逼真，可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宋代官窑传世品媲美”。何浩庄因此获得“开封市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轻工部科学进步奖”“轻工部工艺美术百花奖”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大奖。

　　四、传统复刻阶段的窑口格局与成就

　　传统复刻阶段的河南陶瓷，形成了以钧、汝、三彩、官瓷四足鼎立的基本格局。在这个格局中，钧瓷的复刻工作最为系统和完整——从禹县国营瓷厂、钧瓷一厂、钧瓷二厂的体制内推动，到孔家钧窑、苗家钧窑、大宋官窑等民营企业的崛起，钧瓷在短短的十五年间完成了从恢复复烧到品牌化起步的跨越。汝瓷虽然在窑址发现和技艺恢复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产业体系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依靠国有企业的体制力量进行复刻生产。唐三彩的复刻以南石山高氏家族传承为主线，官瓷的复刻则以国家项目攻关的方式完成了一次从零到一的创造。

　　这一时期河南陶瓷的考古发现同样是传统复刻阶段的重要基石。2000年，清凉寺汝窑遗址第六次考古发掘确定了北宋汝官窑中心烧造区的确切位置，出土了大量的汝官窑瓷片，为汝瓷传统复刻提供了最权威的实物参照。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发掘项目被评为“七五”期间和1999—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禹州神垕镇的刘家门、河北地等钧窑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同样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传统复刻阶段，河南陶瓷作品主要集中在对宋代经典器型和釉色体系的“再现”上。1997年香港回归之时，河南省政府曾以复刻钧瓷《豫象送宝》赠送香港特区政府，象征河南钧瓷在国家级场合中的分量日益厚重。虽然这一时期的创作以复刻为旨归，但绝非单纯的“依样画葫芦”——在将传统工艺标准与现代科学手段结合的过程中，艺人们不断深化着对古代名窑工艺逻辑的认知，这为千年之交后的创新突破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本站编辑）

声明：文章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本网站所有。凡经本网协议授权的媒体、网站，在使用时必须注明“稿件来源：本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