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窑在宋代五大名窑中最具神秘色彩。与汝窑、钧窑、定窑、哥窑相比，官窑是唯一由朝廷直接设置、专烧御用瓷器的窑场，也是唯一窑址至今未被发现的宋代名窑。围绕北宋官窑的文献记载、传世品特征、窑址地域等基本问题，学术界长期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本节先就文献记载与历史背景、传世品特征、窑址之争三个方面进行历史溯源。

　　一、文献记载：京师自置窑烧造

　　关于北宋官窑最权威、最原始的文献记载出自南宋。南宋人叶寘在《坦斋笔衡》中明确记载：“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窑器，名曰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这段不足百字的记载，是今天研究两宋官窑制度最核心的文献依据。它传达了几个关键信息：第一，北宋官窑设立于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年);第二，窑址设在汴京(“京师自置窑”);第三，南宋修内司官窑是“袭故京遗制”而设立的，即南宋官窑在工艺传统上直接继承了北宋官窑。

　　南宋人顾文荐在《负暄杂录》中亦有类似记载：“宋宣政间(宣和、政和，宋徽宗年号)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两部文献记载虽然详略不同，但在“京师自置窑”这一核心事实上完全一致，均为南宋时人的记述，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由此可知，北宋官窑是宋徽宗在位期间在都城汴京设置的专门生产皇家青瓷的窑场，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第一个由朝廷直接投资兴办、专烧宫廷用瓷的官窑。

　　北宋官窑设立的背景，应与定窑白瓷“有芒不堪用”这一事件密切相关。南宋人叶寘在《坦斋笔衡》中述及汝窑时写道：“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这说明北宋宫廷对御用瓷器的品质要求极高，一旦现有供应窑口的产品不符合使用，便会重新遴选或设立新的窑场。官窑的设立很可能延续了这一逻辑——在汝窑停烧或不能满足宫廷需求之后，朝廷直接“京师自置窑”以保证御用瓷器的品质和供给。

　　关于北宋官窑的存世时间，一般认为其烧造年代极为短暂。北宋官窑毁于宣和七年(1125年)，仅存世约十九年。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金兵攻陷汴京，北宋灭亡，北宋官窑随之消亡。宋室南渡后，南宋朝廷在杭州先后设立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袭故京遗制”烧造青瓷，北宋官窑的工艺传统由此南传。由于北宋官窑存世时间极短，产品仅供御用且残次品全部销毁，流入民间的器物极少，传世品极为罕见。

　　二、传世品特征：从文献到实物的认知

　　由于北宋官窑窑址至今未被发现，其产品的工艺特征主要依靠文献记载、传世品分析以及与南宋官窑的对比研究来推定。一个共识是，北宋官窑瓷器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制瓷工艺和水平，“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朝廷投资兴办、专烧宫廷用瓷的、名副其实的官窑瓷器品牌”。

　　从器型来看，北宋官窑以宫廷陈设器、礼器、祭祀用器和宫廷使用器为主，器形规整，制作精美，几乎看不到变形的器物。很多器型是仿商周青铜器，用于皇室祭祀，主要有盘、碗、瓶、壶、炉、尊以及文房用具等。

　　从胎质来看，北宋官窑瓷器胎体较厚，胎质有深浅不等的灰、黑、紫色，足部无釉，烧成后呈铁黑色，口部釉薄，微显胎骨，形成“紫口铁足”的特征。这一特征后来被南宋官窑继承并进一步强化。南宋官窑“厚釉薄胎”，“口棱部釉薄，而显现了胎色，这就是‘紫口’。至于‘铁足’则是指圈足部分的黑铁色了”。

　　从釉色来看，北宋官窑瓷器釉色以月色、粉青、大绿三种颜色最为流行，天青色釉略带粉红颜色。釉质温润，釉色为深浅不等的青绿色，好者为天青色。釉面布满大小不一深浅不等的开片纹，鲜有纹饰和款识。烧造温度较汝窑高，有的有紫口铁足现象，有的没有。烧制大多采用满釉裹足芝麻钉、小圆点支烧或圈足露胎垫烧技术。

　　由于缺少窑址考古的实物支撑，北宋官窑的具体面貌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不少传世宋代官窑瓷器目前难以准确区分是北宋还是南宋产品。“一部分宋代官窑是很难区分北宋南宋的”——这表明两宋官窑之间在工艺特征上的高度连续性。

　　三、窑址之争：五种学术观点的交锋

　　北宋官窑窑址究竟在何处，是中国陶瓷史上存在的最大悬疑之一。历经近千年沧桑，北宋都城开封深埋地下，人们对官窑遗址的寻找倍感困难。目前学术界关于北宋官窑窑址的观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观点：汴京开封说。 这是最忠实于文献记载的传统观点。南宋人叶寘《坦斋笔衡》明确记载“京师自置窑烧造”，京师即汴京(今河南开封)。但由于开封地处黄泛区，历经多次黄河泛滥淤积，北宋时期的地面已深埋于地下数米乃至十数米，遗址寻找极为困难，至今尚未发现窑址。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曾总结：“北宋官窑在开封，由于黄河历代淤积，深埋地下，不容易发现。”

　　第二种观点：汝州张公巷说。 2000年在汝州市区张公巷发现一处青瓷窑址，其出土器物品质极高，产品制作极为规整、讲究，工艺精湛，“显然不是一般的民用瓷器，其性质应属官窑”。部分学者据此推断张公巷窑即为苦苦寻觅的北宋官窑遗址，尤以汝瓷研究者朱文立的观点最为坚定。他认为自己于2000年找到了张公巷北宋官窑遗址，“破解了中国陶瓷史六大悬案”。

　　第三种观点：汝窑即为北宋官窑。 部分学者认为，文献中“京师自置窑烧造”并非一定指窑址设在京城内，而是指朝廷在京师之外合适的产瓷区设置官方窑场。由于汝窑清凉寺窑址的产品品质极高且具有官窑性质，故有学者主张“北宋官窑即汝窑”。耿宝昌先生曾在其论文中列出关于北宋官窑的三种主要说法，上述三种均被收录其中。

　　这三种观点各有其学术依据和逻辑链条，但均缺乏一锤定音的证据。开封说忠实于文献但缺少考古支撑;张公巷说拥有考古实物但年代和性质存疑;汝窑即官窑说着眼于产品品质的共性，但与文献“京师自置窑”存在矛盾。这一学术悬案至今未解。

　　四、张公巷窑的考古发现与学术争议

　　张公巷窑是近年来北宋官窑窑址讨论中最为关键的考古遗址，有必要对其进行专题记述。

　　张公巷窑址位于河南省汝州市老城区东南部中大街北侧、张公巷东西两侧，东距清凉寺汝窑遗址约35公里，同属北宋汝州管辖范围。2000年春，汝州市区张公巷附近居民翻修房子时发现了几十片窑具。这一偶然发现引起了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此后的二十余年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张公巷窑址先后进行了八次考古发掘。

　　张公巷窑出土的青釉瓷器品质极高，胎质细腻坚实，胎色以粉白、灰白、洁白为主。釉色以淡青、青绿、灰青为主，釉面玻璃质感较强，透明度高于汝窑。张公巷窑的器型中，花口折腹盘、葵口平底盘、四方平底盘等多种器型为清凉寺汝窑所未见。尤其是2020年考古整理中发现了很多仿青铜器礼器，如鼎、尊和方壶等，其中鼎和尊与宋徽宗敕令编撰的《重修宣和博古图》中收录的“周圜腹饕餮鼎”和“周高克尊”高度相似，成为张公巷窑与北宋宫廷礼制之间存在关联的重要线索。

　　关于张公巷窑的性质，目前学者们持有相互对立的两大观点。一种认为张公巷窑即为北宋官窑，理由是出土产品的品质等级极高、仿青铜礼器的出现指向北宋宫廷礼制需求、次品集中销毁的处置方式符合官窑管理制度。另一种则认为张公巷窑应属于汝窑系的高端衍生窑口，理由是其制作上未见独立体系——与清凉寺汝窑一样采用裹足支烧方法、胎土原料采自汝州当地、整体仍停留在青瓷体系中的官汝序列。更大的争议在于张公巷窑的年代问题。窑址曾出土金代标准器物“正隆元宝”等定年依据，因而有学者据此推断其并非北宋政和年间始烧，而是金代营建开封时所置官府窑场。

　　2004年5月，郑州召开了张公巷窑址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四十多位中外陶瓷专家参加，大部分专家倾向于将其与北宋官窑联系起来。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年代争议和性质争议至今未息。2006年，张公巷窑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无论如何定性，张公巷窑的发现与发掘无疑为深入探究北宋官窑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为悬置千年的官窑难题增添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候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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